国女学者罗兹，我觉得，直至您对罗兹的描写为止，这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距离感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认为，日本女性如果成为您的描写对象的话，您是不会如此的，无论取材以及观察的深度还是无情的程度（笑）。

研讨会需要连续三周甚至四周都在同一个场所生活和讨论，或是反复召开两三天会议。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，有华裔女作家马克辛·洪·金斯顿①。此外，还有名叫三好将夫②，从日本前往美国定居的出色的文学理论家。我经常出席以其为中心的会议。他很看重作为女权运动优秀论客的那些女性，比如曾翻译雅克·德里达③、她本人身为理论家也引起诸多关注的盖娅特丽·查克拉沃蒂·斯皮瓦克④。以她为核心的那些作为理论家且观点有趣，就为人而言又显得从容自信并且面带阴翳、话语中还含带些微幽默的女性，被三好介绍给了我。由于是借助英语进行交流，大家就像是大学里的同学一般交谈。有时，会因为彼此深处的问题相互重合，也会出现相互深入评论的现象。我觉得，正是从如此邂逅相识的女性学者、诗人和小说家那里，接受了各种女性形象。

——一九八九年，在《人生的亲戚》里，女性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在了大江小说之中。此人是仓木玛利惠，这是一个易于联想到“沉郁的玛利亚”①的名字。叙述者“我”的儿子往返于养护学校，她则是我儿子一个同学的母亲，曾遭遇两个身有残疾的儿子一同自杀的、难以想象的悲剧。虽然她是一位精力过剩、搅得周围人都不得安宁的那种深思型女强人，但是去了墨西哥之后，则在农场里投身于奉献活动。总之，这是敢想敢干的、信心十足的女性的故事。

就在我本人来说，《人生的亲戚》也是一部特别的小说。某大报那位谁都知道的大牌记者曾说过一番涉及我人格的话语——话虽如此，与其倒是没有个人交往——从没有读过这家伙的小说，之所以这么说，是由于在前面的话引子里“粗口恶言骂詈谗谤”绵长不绝。有一段时期，我曾因此而第一次出现忧郁症似的状态，这种状态最近叫做耗尽②，以往的老话则叫做忧郁症③。当时，为了进行自我治疗，我决定试着用不同手法来写与此前的小说世界完全不同的内容。由于每天早晨起床时最为沉郁，便一睁开眼睛就马上起床并立即写那部小说。下午，或阅读平日里一直在看着的书籍，或写一些随笔。总之，早晨的时间被集中用来写那部小说，所以只用了大约三个月便完成了。原本我就憧憬英雄豪气且诙谐幽默，却深陷悲剧之中的那种女性。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原型，便以此前看到的那些素描之积累构成了细部。写完这部小说后，在那之前的忧郁症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会儿，刚才说到的那位大牌记者还出了一本题为《大江健三郎的人生》那本鲜红封皮的书。不久之后，我告诉亦为精神科医生的作家加贺乙彦，说是自己借助那种做法已经超越了忧郁症。于是他就诊断说：那么一大早起床工作，不就是狂躁病吗（笑）？

“人生的亲戚”这句话，是我在墨西哥请同僚为我讲解西班牙语小说时发现的。Parientesdelavida，说是叫做“悲伤”…某一种悲伤，让人非常为难，却无法将其从自己身上割去，这就有点儿像麻烦的亲戚，那样一种悲伤纠缠着人生——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。我想写的就是伴随巨大的悲伤一同生活、生气勃勃地吸引着人们关注的那种女性的生活方式。

小说的主人公麻里惠有两个身患残疾的孩子，这两个孩子经过合谋，从一处海岸的断崖上，智障却是身体壮实的哥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弟弟，两人一同跳进海里。作品里发生的这起事件，是能够想象出的最为悲惨的变故，我设定的就是这样一起悲剧。遭遇了如此之大的悲伤后，身为母亲的主人公将如何独自活下去？只要她还活着，那悲伤就难以克服，但是唯有如此，才能被“人生的亲戚”那个悲伤所纠缠，同时坚强地生活下去。当时我所想象的，就是这么一个尝试。后来她参加了带有宗教性质的团体，为了在海外从事工作而去了海外。她在墨西哥的农场劳动期间却患了癌症，但是直至最后也没有屈服。在墨西哥，她还为自己拍摄了滑稽的性爱照片，送给了一直甘为自己服务的三个青年，显示了这令人不可思议的幽默之后，她死去了。

——玛利惠还对“我”提出了极为大胆的提议：

意识到我的目光被裙子深处所吸引后，她并没有做出夹紧双腿的动作，反倒是再度在那张充满疲惫和忧郁，却像是贝蒂①式花哨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，提出了一个在精神上未必正常的提议，话虽如此，在肉体上理应同样未必正常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