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及慈禧灵位的”几筵”；像”大丧”那样，”朝夕哭临”而且发誓：“不报此仇，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！”

现在却真的不能做爱新觉罗的子孙；而是要认”倭奴”为祖先了！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。而且当年还有”师傅”陈宝琛、朱益藩，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；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，其他可供咨询的人，亦都生离死别，风流云散，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。加以吉冈日夕絮聒，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，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，只是为了”屈蠖求伸之计”不能不从权处置。

于是1940年5月，溥仪第二次访日；最主要的节目，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，陈述希望。

这篇”台词”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；佐藤知恭在”满洲国”的官衔是”国务院总务厅嘱托”；实际的职司，有如清朝的”南书房翰林”专门撰拟”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”的诏令。他替溥仪拟的”台词”反复强调”日满一德一心，不可分割”的关系；但裕仁的回答，非常简单，只有一句话。

“既然陛下愿意如此，我只好从命。”

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”神气”：一把剑、一面铜镜、一块玉。奉迎了这3件”神气”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；回到长春，在”帝宫”之东，照日本的营建制度，修了一座白木建造，不加髹戚的”建国神庙”作为”满洲国”的”太庙”

从此以后，溥仪及”满洲国”的百姓，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。原来奉迎天照大神”回国”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，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”国本奠定诏书”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，名为”祭祀府”设总裁、副总裁各一员，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、宪兵司令官，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。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，建立神庙，派定”神宫”管理；无论什么人经过神庙，都须作90度的鞠躬礼，否则处罚。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，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，绕道避开神庙；因此；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，商店门可罗雀，非闭歇不可；住户亦是迁地为良，否则不但早晚进出，行礼麻烦，而且亲朋友绝迹，孤立寂寞，人所不堪。

不过，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，溥仪却是避不了的，每逢朔、望，由他领头，连同关东军司令及”满洲国”的文武大员，祭祀一次，祭祀要穿”礼服”怪模怪样，十分滑稽；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，穿过一次，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，就怎样也不肯再穿，找到一个藉口，说现值战争期间，理应戎服，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。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，也就同意了。

当然，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，所以常常祭祀完了，遇有感触，便会流泪；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，他算是想开了。

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，封号是”贵人”由于”皇后”已死，别无妃姘，所以这个”贵人”等于溥仪的妻子。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，姓他他拉氏，与光绪的瑾妃、珍妃同姓却非同族；所以入民国后，瑾妃的娘家人，改汉姓为唐；她家改的汉姓为谭。

这谭”贵人”芳名玉龄；被选入宫时，正是抗战爆发那年，才17岁，还是初中学生。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，正在”九一八”以后，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狼人横行霸道的事，心怀不平，常跟溥仪谈起。

到了”满洲国”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，在溥仪面前，对他们有时冷嘲，有时热讽，有时索性破口大骂，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。所以他前后4个妻子，比较起来对谭”贵人”还有点感情；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。

“我劝皇上，别想不开了！”她说：“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，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，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。”

这是句很透彻的话，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，从日本士官毕业，回到长春，当了”禁卫军中尉”以后，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，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，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。以后，看溥杰并无表示，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，为了促进”日满亲善”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