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，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围。

此外还有三个”警卫师”第一师留守南京；二三两师，亦是分防各处，待遇微薄，开小差的很多。陈公博经过多次”参谋会议”以后，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；南以钱塘江为限，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。首先将江苏、浙江、苏北诸地区的”地方长官”一律换作军人，江苏是任援道，浙江是项致庄，苏北是孙良诚。

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，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”高级将领会议”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，慷慨陈词：“日本不和中共妥协，我们也剿共；日本和中共妥协，我们也剿共。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！”

接着，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：第一、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，带致苏北；第二、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3个师，调浙江，因为浙江只有”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；第三、集中”第一方面军”防守京沪线；第四、上海由周佛海的”税警团”和”保安队”负责；第五、将3个”警卫师”集中南京，由陈公博亲自指挥，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，打破中共的”三山一湖”计划，同时防备共军渡江。

在汪政府中人看，小矶内阁出现，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，是件可喜的事；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，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5条件，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。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；但为理智所掩遮了。因此，当讨论继承”国府主席”人选时，虽然他被认作”责无旁贷”但却一直说是”佛海比我适当”因为他有个想法，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，南京的”国民政府”不如自己先解散；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，论公，以非”主席”的地位作此提议，比以”主席”的身分作此宣布在措词上比较可以畅所欲言，易于邀得同情；谈私，不是”主席”对解散的悲哀，可能会轻得多。

这种微妙曲折而复杂的心情，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；因此，终于一致压力，于汪精卫下葬梅花山的前3天，三十三年11月20日，就任”国府主席”而且只是”代理”；跟汪精卫初期”代理”的意义一样，表示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还都，国家复归统一。

因此，他在接事当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：“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，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。”

一切的发展，都指向一个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觉察到的趋势：快天亮了！

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，对于守着漫漫长夜的人，自然大感鼓舞：但在黑暗中活跃过的人，却大起恐慌。有些人早就在寻庇护之路了；而有些人自觉无路可走，不如听天由命，因此发展此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倾向。加以物价暴涨、币值暴跌，一日数变；因而普遍流行着一个观念：钱，越早用出去越便宜。这样，原本纸醉金迷的上海，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度畸形繁荣；但不仅”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就是在朱门之中，亦有禁不住这畸形繁荣的冲击，终于倒了下去的——赫赫有名的”耿秘书”就是如此。

耿绩之看不清那种畸形繁荣，只是一种人心虚脱而造成的幻象，更不明白”绚烂之后归于平淡”的道理，只觉得”素富贵行乎富贵”要不改常度才够味道。所以虽已外强中干，仍然照畸形繁荣的水准，在劳尔东路一号设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，酒食肴馔，无一不精；服务供应，无所不有，而只要是他的朋友，能够踏得进去，一切免费。

最大的一个漏洞是，他做包赔不赚的头家。每晚有四五桌麻将，以黄金计算，八圈的输赢，最少也得两根条子；多则没有限制，有人四圈不开和，输了600两金子。

赌局终了，帐房照筹码记帐，赢家第二天上午取现；输家如果不见人面，由他代赔。于是，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；在上海的整条弄堂，就这样逐次出手了。

到汪政府收回租界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。陈公博很想利用他在旧法租界的关系，派他当区长，结果只当了一名处长，因为有人中伤，说他原就抽头聚赌，一当区长就更方便了。